黄旭华在中船重工七一九研究所办公室(十一月二十三日摄)。

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摄

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、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

“我的一生属于核潜艇属于祖国”

47年前的12月26日，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——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，我国仅用10年时间就研制出了国外几十年才研制出的核潜艇。

当这个承载着中华民族强国梦、强军梦的庞然大物从水中浮起时，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难掩激动，泪流满面……正是包括他在内的无数人的艰辛付出，才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动力潜艇的国家。由此，黄旭华的名字与核潜艇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。

再往后，不少人称他为“中国核潜艇之父”，但黄旭华婉拒美意。这个为了核潜艇隐姓埋名30年、奉献了毕生精力的九旬老翁，哪里在乎什么名头，他只是觉得：“这辈子没有虚度，我的一生属于核潜艇、属于祖国，无怨无悔！”

一份创业情——

“研制核潜艇将成为我一辈子的事业……”

“核潜艇，一万年也要搞出来！”1958年，面对当时掌握核垄断地位的超级大国不断施加的核威慑，面对苏联领导人“核潜艇技术复杂，价格昂贵，你们搞不了”的“劝告”，毛泽东同志一声令下，我国正式启动研制核潜艇。

同年，曾参与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的黄旭华因其优秀的专业能力被调往北京，参加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论证与设计，“我那时就知道，研制核潜艇将成为我一辈子的事业。搞不出来，我死不瞑目！”

最初，核潜艇研发团队只有29个人，平均年龄不到30岁。谈起理想，大家都豪情万丈，再看现实，却是一穷二白……当时，美国、苏联等国家已先后研制出核潜艇，但这一切都是核心机密，黄旭华这群年轻人很难拿到哪怕一点现成的技术资料。核潜艇到底什么样，谁也没见过；里面什么构造，谁也不清楚。唯一知道的就是它威力巨大——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铀块燃料可以让潜艇航行6万海里，这对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新中国国防来说极为重要。

连基本的研制条件都不具备，还能干得起来？黄旭华和同事们才不管这些！

没有知识积累，他们就大海捞针、遍寻线索，甚至靠“解剖”玩具获取信息。

万事开头难，黄旭华和同事们一边对国内的科研技术力量调查摸底，一边从国外新闻报道中搜罗有关核潜艇的只言片语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一次，有人从国外带回两个美国“华盛顿号”核潜艇模型玩具。黄旭华如获至宝，把玩具拆开、分解，他兴奋地发现，里面密密麻麻的设备，竟与他们一半靠零散资料、一半靠想象推演出的设计图基本一样。“再尖端的东西，都是在常规设备的基础上发展、创新出来的，没那么神秘。”从此，黄旭华更加坚定了信心。

没有现成条件，他们就“骑驴找马”、创造条件，甚至靠着算盘打出一个个数据。

“绝不能等有条件再说，有驴先骑驴，什么时候有马了再骑马，总比停在原地好！”研制核潜艇，要运用各种复杂、高难度的运算公式和数字模型。如今的计算机一秒钟能计算上万次，但在当时，黄旭华他们连计算器也没有，只能用算盘、计算尺。谁曾想到，这些体量巨大的关键数据，都是大家用一把把算盘噼里啪啦打出来的。为了保证计算准确，黄旭华将研制人员分成两组，分别单独进行计算，获得相同答案才能通过，出现不同结果就推倒重算，“我们常常为了一个数据，日夜不停、争分夺秒地计算。”

对核潜艇来说，稳定性至关重要，太重容易下沉，太轻潜不下去，重心斜了容易侧翻，必须精确计算。然而，艇上的设备、管线数以万计，如何才能精密测出各个设备的重心，调整出一个理想的艇体重心呢？

因陋就简，勤能补拙。黄旭华想出了现在看来十分“笨拙”的土办法：把科技人员派到设备制造厂去弄清每个设备的重量和重心，设备装艇时，在艇体进口处放一个磅秤，凡是拿进去的东西都一一过秤、登记在册，大小设备件件如此、天天如此。有人嘀咕：“我们是来干大事业的，做这些初中生都可以做的小事，大材小用。”黄旭华抽出时间挨个谈话，他说：“每个人手中的每一件小事，最终都归结到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性能上；稍有不慎，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。”正是这样的“斤斤计较”，使得这艘排水量达数千吨的核潜艇，在下水后的试潜、定重测试值和设计值毫无二致。

一腔凌云志——

“花甲痴翁，志探龙宫，惊涛骇浪，乐在其中！”

“时刻严守国家机密，不能泄露工作单位和任务；一辈子当无名英雄，隐姓埋名；进入这个领域就准备干一辈子，就算犯错误了，也只能留在单位里打扫卫生。”进入核潜艇研制团队之初，面对领导提出的要求，黄旭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
隐姓埋名，就意味着要甘做无名英雄，意味着自己的毕生努力可能无人知晓。对这一点，黄旭华和他的同事丝毫没有在乎。

“一年刮两次7级大风，一次刮半年”“早上土豆烧白菜，中午白菜烧土豆，晚上土豆白菜一道烧”……1966年，黄旭华和同事们转战辽宁葫芦岛。在当年，这是一座荒芜凄苦、人迹罕至的小岛。岛上粮食、生活用品供应有限，同事们每次到外地出差，都“挑”些物资回岛，最厉害的“挑夫”，一个人竟从北京背回23个包裹。

就是在如此环境里，黄旭华顶着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各种干扰，带领设计人员攻克一个个难关。他表现出高超的技术总领和科学创新能力，为第一代核潜艇研制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当时，世界上最先进的核潜艇艇型是“水滴型”。美国为实现这种艇体构造，谨慎地走了三步：先把核动力装置装在常规潜艇上，建造水滴型常规动力潜艇，再把两者结合成核动力水滴型核潜艇。我们是不是也要三步走？“必须三步并作一步走！”黄旭华大胆提出，既然国外已成功地将水滴型艇和核动力结合，就说明这条路切实可行，“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我国国力薄弱，核潜艇研制时间紧迫。”在他的主导下，中国“三步并成一步”，直捣龙潭。

确定了艇型，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第一步。核潜艇技术复杂，配套系统和设备成千上万，最关键的技术有7项，即核动力装置、水滴线型艇体、艇体结构、人工大气环境、水下通信、惯性导航系统、发射装置等，研制者将其亲切地称作“七朵金花”。为了摘取这一朵朵美丽的“金花”，黄旭华和同事们义无反顾地摸索前行，最终使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顺利下水，让中华民族拥有了捍卫国家安全的海上苍龙。更让黄旭华自豪的是：“我们的核潜艇没有一件设备、仪表、原料来自国外，艇体的每一部分都是国产。”

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1988年初，核潜艇按设计极限在南海作深潜试验。内行人明白，这是一次重要试验，也是一次极其危险的试验。上世纪60年代，美国一艘王牌核潜艇就曾在做这一试验时永沉海底。为了安定试验队伍军心，年过六旬的黄旭华以总设计师身份亲自登艇，现场指挥极限深潜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参与核潜艇极限深潜的总设计师。

试验成功后，黄旭华激动不已，即兴挥毫：“花甲痴翁，志探龙宫，惊涛骇浪，乐在其中！”

一颗赤子心——

“对国家的忠，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。”

“三哥(黄旭华)的事情，大家要谅解，要理解。”1987年，在通过杂志得知阔别卅载、下落不明的三儿子正是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时，黄旭华93岁的老母亲召集子孙说了这样一句话。她没想到，30年没回家、被家中兄妹埋怨成“不孝儿子”的三儿子，原来在为国家做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

消息传到黄旭华耳中，年过六旬的他忍不住流下了热泪。第二年，黄旭华在赴南海进行深潜试验前，顺道回家探望母亲……当一段尘封的记忆被打开，母子俩却无语凝噎——

30年前，新中国刚成立不久，母亲对离家的三儿子再三叮嘱：“过去颠沛流离，如今工作稳定了，要常回家看看。”黄旭华满口答应，却心知实难兑现。

30年间，父母与三儿子的联系只能通过一个信箱。父母多次写信来问他在哪个单位、在哪里工作，身不由己的黄旭华避而不答。这期间，父亲病重了，黄旭华怕组织上为难，忍住没提休假申请；父亲去世了，黄旭华工作任务正紧，也没能腾出时间奔丧。直至离开人世，父亲依然不知道他的三儿子到底在做什么。

“我到现在还感觉很内疚，很想念我的父母。”可是，当别人问起黄旭华对忠孝的理解之时，黄旭华淡然答道：“对国家的忠，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。”

对于妻子和三个女儿，黄旭华同样心怀愧疚。自他开始研制核潜艇之后的几十年间，夫妻要么天各一方，要么就是同在一地却难相见，妻子李世英只好独自操持着家里的大事小情。李世英说：“我理解他的工作性质。党派他去哪里，他就需要去哪里，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。”一对白发伉俪，一样的赤子深情。

有人会问，到底是什么让黄旭华能做到以国为家、心甘情愿地奉献一生？

是颠沛流离的求学之路，让他怀抱着对祖国母亲的赤诚之心。

1938年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沿海省份学校停办，14岁的黄旭华不得不离开广东汕尾老家外出求学。梅县、韶关、坪石、桂林……在日军飞机的一轮轮轰炸下，黄旭华的求学路被迫不断转移。“祖国那么大，为什么连一个安静读书的地方都找不到？”年轻的黄旭华悟出一个道理，国家太弱就会任人欺凌宰割。出生于医生之家的他决定改行：“我要读航空、读造船，将来造飞机捍卫我们的蓝天，造军舰从海上抵御外国的侵略！”

是共产党员的忠诚信念，让他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。

“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。”早在上海交通大学就读期间，黄旭华便凭借进步的思想、出色的表现成长为地下党培养的重点对象。1949年春节期间，他终于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。时至今日，他依然记得当初立下的铮铮誓言：“党需要我冲锋陷阵时，我就一次流光自己的血；党需要我一滴一滴地流血时，我就一滴一滴地流！”

如今，为核潜艇奉献了一生的黄旭华已年满93岁，有只耳朵已听不太清，但腿脚还算利索。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船重工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，他仍坚持每天从家属楼走到研究所的办公室，整理整理材料，必要时帮后辈出出主意。黄旭华说，他最希望年轻人记住一句话——“爱国主义，就是把自己的人生志愿同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，有这一点就够了。”